缅怀 | 追忆与章开沅先生的多次见面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1-05-28浏览次数:10

今天(5月28日)早上,突然在微信上看到何兆武、章开沅两位先生相继去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就在几天前,袁隆平、吴孟超两位院士也是同一天去世,再联想到12年前季羡林、任继愈教授也同在一天去世,而1999年我曾有幸陪同季、任二老一同前往台湾参加圣严法师主办的会议,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国士无双,大师远去,这一切又岂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因为从事研究的范围较窄,平时我接触较多的主要是近代史领域的学者,所以一直无缘拜见何兆武先生,但他那本《上学去》却早就阅读过,并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章开沅先生则是中国近代史的领军人物,又是南京大学的老学长,将近40年来,有幸与章先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多次见面,聆听教诲,如今回忆起来,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章开沅先生是在1982年的春夏之交,那时我即将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亦正值南大庆祝建校80周年,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宾客到访学校,并作学术报告,章先生作为南大的杰出校友也在受邀学者的名单之中。当时章先生刚从美国参加辛亥革命学术会议回国,他报告的题目正是介绍此次芝加哥会议的情形,这次会议也是1949年之后两岸学者的第一次会面。章先生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会议的情形,特别是讲述了他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张玉法先生关于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争论(这就是日后学界著名的所谓“章张之争)。我当时虽然只能在远处聆听报告,但章先生睿智的思想和生动的演讲,却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后不久,我毕业分配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民国档案和民国史的编辑与研究工作。当年11月,江苏省经济史学会即将成立,准备在南通市召开学术会议,我们馆也有几个参会名额,因为我被分配编辑财政经济方面的档案,馆领导同意让我这个刚刚进馆工作几个月的新人随同陈鸣钟、魏振民、李安庆、孔庆泰等几位老师一道参加。南通是张謇先生的老家,当年他在这里创办的大生企业集团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曾发挥过重要影响,在这里留下许多历史遗迹,而且南通市档案馆也保藏着相当丰富的大生集团历史档案,因此在此举行首届经济史会议自然具有重要意义。与会学者除了来自本省各地从事经济史的学者(如南京大学的茅家琦、严学熙、史全生,省社科院历史所的陆仰渊、徐梁伯等老师)以及苏州、无锡、南通等地的学者之外,还特别邀请华中师范学院的章开沅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徐鼎新老师等参加。章先生是驰名中外研究张謇的大家,而徐老师此时正在研究上海总商会的发展历史。这也是我与章先生近距离的第一次接触,能够当面聆听著名学者的演说,对我来说影响极大。


在这之后,章先生曾多次到南京参加学术会议,如1984年的民国史学术讨论会(“白下会议”)、1987年南大召开的首次张謇学术讨论会和同年10月份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讨论会(“金陵饭店会议”),我作为与会代表和会务人员,虽然多次听到他的发言,但都没有机会当面请益问学。


在这之后不久,我却阴错阳差,离开南京来到香港定居,并成为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学之初,导师赵令扬教授让我多参加些系里举办的学术会议,记得参加的第一个会议就是1989年4月间召开的“章太炎、黄侃学术研讨会,章开沅、金冲及、韦庆远等内地学者应邀参加。一年多前在南京的“金陵饭店会议上与他们刚见过面,忽然又在境外重逢,章先生和金先生首先感到的是意外和诧异,但更多的还是对我的学业和前途予以关心,此情此景恍如昨日,让我铭记于心。  


1990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在这之前我已与台湾中研院的张玉法先生多次通信,但一直没见过面。张先生要来香港参加会议,他就告诉我这一消息,希望与我能在香港见面。我当时正为撰写论文在南京收集资料,得知这一消息后即赶回香港,并得到中大历史系谭汝谦教授的同意参加会议,见到了张玉法、蒋永敬、唐德刚、刘绍棠、吴天威等众多台湾学者,章先生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我只知道章先生会后就要出国讲学,却不了解其中的背景,直至以后,特别是看到先生后来的游美日记,才对当时先生的境遇有了更深的理解。而我本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的一个多月,应聘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自此就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再一次见到章先生还是在中大,那是两年后在中大崇基学院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教会大学研讨会。记得当时章先生还在海外讲学,他好像是从韩国飞到香港开会的。章先生在耶鲁大学收集到大量的教会档案,并以此为契机,开拓了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功莫大焉。记得马敏兄是从武汉前来开会的,从他那里我了解到章先生近年来的一些情况。


1994年初冬,南京大学决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民国史会议,除了国内外学者之外,这次还邀请了众多台湾学者与会,因此规模要比前两次的会议还要大,而且张宪文老师也给我发出了会议邀请。到香港之初的几年,我与国内学术界失去联系,有时虽然也收到一些会议的通知,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行。而这次会议却不同了,不仅是我参加过前两次民国史的会议,而且这次会议也是我重返民国史研究队伍的一个重要契机,因此决意争取参加这一盛会。


到南京开会后见到许多过去认识的老师和朋友,更多的是那些新朋友,特别是来自台湾那些神交已久的老师。与以往两次民国史会议最大的不同是,本次会议邀请了许多台湾学者如张玉法、蒋永敬、陈三井等参加,张先生此时刚刚卸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所长,也刚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并担任台湾中国近代史学会理事长。张先生在台湾的声望极高,人称“法老,经他发起并筹款,计划于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在台湾召开一次盛大的学术会议,对象则是来自两岸的学者。在南京开会时张先生找到我,问我对这个会有没有兴趣,我说当然有兴趣了。他说,那好,我还是把你算在大陆学者一边。回到香港后不久,我就收到会议筹备委员会寄来的邀请函。


这次台湾邀请的大陆学者除我之外共有32人,但其中有一名学者因故未能成行(听说是他在申请表格的职务一栏上填写的是某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因而未获台湾批准),学者中既包括章开沅、张宪文、杨天石、王桧林、黄美真、陈铁健、解学诗、张同新、蔡德金、陈胜粦、李吉奎、杨光彦、冯祖贻、周启乾等学界前辈,也有马敏、杨奎松、谢放、何一民、陈谦平、陈红民、申晓云、马振犊等这些后起之秀,这么多的内地学者一起到台湾,创下了海峡两岸学术史上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历史纪录。


我是自己先行从香港飞到台湾,其他31位学者可就辛苦了。那时从大陆到台湾必须途经香港转机,因此大队人马头一天先集中住在深圳,第二天一大早从罗湖入境,集中之后再赶到金钟的台湾中华旅行社换取入台的证件,所有一切手续办好后天色已晚,才能前往机场办理登机证搭飞机。那天香港正刮台风,挂起八号风球,他们乘住的那班飞机是最后一班离开香港的。飞机升空后不久就遇上强大的气流,飞机忽然上升,又猛地下降,颠簸了好长时间,终于有惊无险,到达桃园的中正机场。在第二天会议的开幕式上,章开沅教授代表所有大陆学者致词,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昨天夜里我们可是经历了九霄惊魂,万一飞机出事,对中国和世界的民国史学界来说,那可真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损失!


在这之后我还在不同地方见到章先生,2000年夏天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年会是由华中师大主办,地点在湖北武当山。我亦遵照会议要求先到华师集中,在历史研究所又见到了章先生。会议安排我与章先生和王笛兄等乘坐同一车厢,一起从武汉乘火车前往十堰,路上交谈甚欢。第二年10月又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会议上见到先生,记得会上有人还追问章开沅和张玉法先生20年前的那场争论,他们二人都笑着说,我们是君子之争,友谊长存。2011年6月,香港有关单位与武汉市政府联合举办辛亥革命文物香港特展,展出了众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同时还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报告会,邀请内地、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发表报告,我亦获邀与章开沅、张玉法、冯天瑜、马敏诸位先生同台报告,对我来说,实乃荣幸之至。


2016年5月,华中师大的马敏、朱英诸兄邀请我去他们学校访问讲学,行前我曾向历史学院提出拜访章先生的要求。负责接待的老师对我说,访问章先生需要事先征求他的同意,但很快他就答复我说,章先生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对你能来访问特别高兴,我听了之后真是受宠若惊。到武汉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就依时和妻子一同去拜访章先生,他早已在办公室工作了。见面请安后我即将最近出版的几本书面呈先生,恭请指正,章先生也将他刚刚出版的口述回忆赠送与我。原来学院的老师对我说只谈半个小时,但章先生特别健谈,说到往事,聊起现状,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看到他口述中说1987年在香港参加“章黄研讨会,就说这个会肯定是在1989年举行的,因为1987年我还没有来香港。章先生为之感叹说,看来个人的回忆真的不一定完全正确。当天中午马敏、朱英、南生诸兄邀请,与章先生及同时到访的王笛兄等众人共进午餐,先生依然兴致勃勃,并于餐后合影留念。


我们研究所老所长陈方正的父亲陈克文先生原来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资深参事,也是立法院在大陆时期最后一任秘书长。1996年我在台湾查阅档案时,曾在国民党党史馆看到大革命时期陈任国民党农民部秘书时与毛泽东、徐谦等人的往来函件,便复印下来交给方正所长。后来去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又知道陈克文的日记就收藏于该馆。我想调出看看,但档案馆负责人说是必须有其家人的同意方能阅览,因而只好作罢。


就在我退休之前,方正所长计划将其父的日记整理出版,让我对其整理的打印本予以校勘,并希望我对日记中出现的部分人物加注,我均遵命完成。后来日记先后在台北的中研院近史所和北京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引起学界极为轰动的研究兴趣。陈方正即藉此契机,与他的外甥女、香港大学的梁其姿教授,捐款在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设立了一个“陈克文中国近代史讲座,计划每年聘请海内外著名学者到大学和研究所进行多次演讲。我从武汉回来后即向方正先生报告了章先生的近况,因此第一位受邀来访的就是国际著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2017年初,章先生伉俪就在朱英兄的陪同下,作为“陈克文中国近代史讲座的第一位学者访问中大,连续作了两场报告,受到香港学界的热烈欢迎。在香港的一个星期中,我每天都陪侍先生,聆听教诲,并难得有机会去参观座落于新界的慈山寺,并留下形贵的照片。


前几年武汉华中师大的朱英兄介绍了一位陈新林先生与我相识,这位陈先生原来是体制中人,后来下海经商,生意做得很大,但他因出身和经历有关,对历史特别感兴趣,人过中年、事业有成之后,空余时间都在读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论著。他的公司设在香港和深圳,但他是武汉人,在武汉也有房地产项目,于是就拜章开沅先生和朱英兄为师,在华中师大攻读历史学博士,为此朱英兄便介绍我们相识。


新林兄年龄比我略小几岁,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人,彼此的家庭和经历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交谈起来甚为投机。他告诉我,他一直有一愿望,就是想在香港筹办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利用香港的政治和地理优势,筹备资金,资助和出版一批民国史的档案资料和专著,若有可能,以后再设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对于他的设想我极表赞同,也表示若需要的话定当尽力襄助,章先生和朱英兄在武汉和香港见面时,也多次嘱咐我,要对新林兄的这一计划予以支持。因为我在两岸三地认识的朋友较多,所以这几年凡是有重要学者访问香港,我都将他们介绍给新林兄,并积极宣传他的计划,听取诸位学者的意见,这个计划自然也都得到众人的一致赞同。


2017年4月,经过新林兄的多年筹划,并得到章开沅先生的大力支持,开源研究机构Kaiyuan Research Academic Foundation Limited正式在香港注册成立,这是一家非牟利的公司,由陈新林、陈博(陈之子)和我三人出任董事,机构就设在金钟陈新林先生的公司。按照陈总的计划,开源机构下将来会开设开源书局、开源学术基金和开源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等几个机构,而成立开源研究机构的宗旨,就是希望藉助这一学术平台,出版历史档案,以及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高水平原创性的学术著作,注重学术交流与信息分享,并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学界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建立学术基金,支持与赞助学者、特别是鼓励和支持中青年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开源研究机构首先成立的是学术委员会和开源书局,其他的工作慢慢进行,为此我向新林兄提出了学术委员会的建议名单,其成员包括两岸四地重要的历史学者,这个名单经过与章开沅先生及马敏、朱英诸兄反复斟酌商议,最后予以确定,再分别致信给各位,均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


10月20-22日,开源研究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章先生虽然因故未能前来,但开源书店特别赶印出章开沅先生的日记《北美萍踪》,并在开幕式上予以发布,以庆祝章先生的学术贡献。开源研究学术委员会由章开沅先生出任主任委员,张玉法、张宪文和杨天石三位前辈担任顾问,学术委员(以姓氏笔划排列)包括:王奇生(北京大学)、王笛(澳门大学)、朱英(华中师范大学)、吕芳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吴景平(复旦大学)、马敏(华中师范大学)、徐思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桑兵(中山大学)、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红民(浙江大学)、陈谦平(南京大学)、陈新林(开源书局)、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学)、梁其姿(香港大学)、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罗志田(四川大学)等人组成,应该说都是当下学有专长的学者。


开源研究机构和开源书局成立后,陈新林主要在台湾,在张玉法、吕芳上等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众多民国时期的档案以及民国名人的日记,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我虽然没有参加其中的工作,但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深表认同,并预祝开源书局出版更多的档案与论著,进一步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


自2017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章先生,但还是经常在微信中看到他的讲话和弟子们介绍先生的文章。去年武汉发生新冠疫情时,大家都很关心章先生和其他武汉学人的状况,纷纷在微信中问候,好在最终都没有人受到感染。前些天从新林兄处得知章先生夫妇已住进养老院,说是先生只是走路不大方便,其他情形还好,华师的弟子们还在筹备先生的祝寿。哪想到今天早上惊悉先生驾鹤西去,遽归道山,大师远去,高山远止,留给学生们无尽哀思。今天整整一天都在回忆与先生在一起的往事,信笔写来,虽说都是一些平淡的往事,却是学生的一片崇敬追念感恩之心。


章先生的道德文章永垂不朽!   

                                           (写于2021年5月28曰21时30分


2016年5月31日,

敬呈拙著给章先生

 在章先生的办公室合影

与陈新林、朱英及章开沅夫妇

合影于香港慈山寺

与章先生交谈

与章先生章师母合影


作者简介:

郑会欣,1982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1988年12月到香港定居,先后获香港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自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除担任饶宗颐教授的学术助手外,仍独自进行民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出版20余部专书,近200篇学术论文及文章,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暨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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